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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11-20 19:51:38 阅读: 来源:分散机厂家

山西煤炭富豪的财富调查

歌城,太原特色。当地人最常举例说明的是“金昌盛”,一座仿西洋城堡式的建筑群,里面有几十家不同名称的歌厅。这是太原歌城的标准式样。从旁观者的角度,这极度夸张的“临时建筑”,确实能够给人某些想象。

有此背景,电话打给夏景春,“记者?北京记者?”电话那端,可以感觉夏在犹豫是否迅速拒绝这个陌生的要求采访的电话。

夏景春,太原市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在太原开歌厅,第一个要拿的证就是《文化经营许可证》,这个证由夏领导的文化市场管理办负责审批。在一般人甚至媒体的描述里,他在此领域有相当的权力。

与记者面对面坐下来,夏努力使记者相信,太原的歌城,是普通人的文化消费场所。最后的问题当然也涉及歌城的“小姐”及数量,看得出来,夏对此问题经过精心准备:“政府没有授权我们进行这个调查。”此前,记者采访太原警方有关人士,讨论太原歌城等娱乐场所,“过去是必须由公安部门审批的‘特种行业’,现在已经取消了。”

“公安部最近的工作重点是:保护人权,规范执法。在这种新的警务理念下,那些场所案件,公安不能再搞大规模、运动式的清查行动了。”在这种实际上已经变换了的时空里,寻找所谓“地下产业”的证据,相关采访对象说,“并不容易”。

太原成立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之际,只有两个人,夏景春由此起步,差不多与太原歌城同步成长??比较起来,至少这次接受采访,夏显得比想象要坦荡得多,他跟记者描述的太原歌城起源背景,恰巧与这座城市的“核心物资”??煤炭形成同时上扬的两条曲线。山西省的一位官员说,“太原歌城不是黄色故事,而是财富故事”。

在太原歌城演变成现在一个个城堡式的建筑群落之前,夏景春说,1993年,这里兴起的是歌舞厅,即有歌手唱歌的那种。“点一首歌,188元起价,然后下面的人竞价,最高的时候,会把一首歌的价格叫到上万元。”太原人真的这么有钱?“这是山西煤炭流通领域最火爆的时候。”

追溯山西煤炭的发展,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夏冰说:“上世纪80年代是煤炭产能提升的10年,大约到1987年煤炭产量开始超过火车的运量。”第一波山西的煤炭行情开始回落。6年后,1993年,

煤炭价格开始放开,价格双轨制。这个时期,铁路运输对煤炭的制约超乎想象。于山西而言,基本策略是,“以销以运定产”??多生产则被罚款。记者通过有关人士搜索而来的山西省人民政府1995年9号文件,第一款即严令“严格控制(煤炭)生产总量”:“对产销率低于98%的统配煤矿每超产1吨煤,省煤炭厅(局)扣减工资总额吨煤5元;地方煤矿以地市进行考核,对产销率低于98%的地市每超产1吨煤,省计委减少返还地市的

能源基地建设基金吨煤5元。同时,对超合同计划生产的煤矿,有关银行不予安排流动资金贷款。”

不过,政府严厉的控制之策,从实际操盘者的角度观察,难以实施。山西社科院研究员张莲莲向记者从制度上分析说:“国有重点煤矿(即统配煤矿)可以形成产运销一体化管理,但山西全省地方国有与乡镇煤矿,只有依靠省煤运公司代表他们参加全国订货会议。大部分地方煤矿与全部乡镇煤矿都依靠铁路集运站装车外调煤炭,一个集运站辐射多少煤矿,一列车装谁的煤,装了多少,煤炭企业无从知道。”

在此等情形之下,各煤矿特别是乡镇小煤矿对多少煤能够运出去,什么时候能够运出去,并无基本概念,生产与销售实际上的脱节,导致限产只是单方面的想象。此等情形,产量既多,能够拿到运输指标自然成为这个行当最有势力的人物“跑车皮”,倒煤成为最为牟利的行当。留意新闻的山西官员让记者注意今年上了胡润富豪榜的山西张新民家族,“报道说,张新民1995年成立了山西华北黄金实业公司,专门做煤炭的铁路运输生意”。流通,是山西煤炭富豪真正的第一桶金。

从开始到现在,见证了太原歌城发展历史全过程的夏景春断然否定太原娱乐业的诞生跟煤炭有任何关系,“就是现在,歌城的投资者,也没有煤炭老板”。记者细查太原最具代表性的歌城“金昌盛”,过去的所有相关报道,甚至连他的姓名都没有准确过。这位名叫田茂铭的太原人,起家的生意是加油站,他以“太原市通用石化公司”之名注册公司。但仔细检索,在他的13家分公司里,除了金昌盛娱乐城,还有山西岚县富民煤矿。与他一道从太原三条街出来的朋友解释说,“他是先有其他生意,然后投资煤矿。严格上讲,也算不上正宗的煤老板”。

太原歌城果然与煤炭无关。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山西省官员反问道:“谁是歌舞厅的消费者?”在一层层的推演里,“如果娱乐业的兴起,在全国各城市,发生时间差不多,是他们共性的话;在太原,特殊性,则是‘倒煤’群体。煤炭流通领域的发财者,就是那些歌手的竞价者。否则,谁有钱玩这样的游戏?”对文化管理者解释太原歌城是普通人的文化消费场所的定义,这位精通山西省情与太原市情的官员不以为然,“严格地讲,至少初期(消费者)都是煤炭周边的人群,或者官员,或者煤商”。

不过,从夏景春的角度而言,他的“与煤炭无关”判断,未必完全失效。2000年左右,太原的娱乐业成为媒体关注的“软话题”之一。这也是2005年离开山西的前省委书记田成平刚到任山西不久,那时候的山西,田成平后来回忆说,“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为74%,排全国第31位”。这等情势下,仍然火爆的太原歌城,因为与当地人收入低下形成的反差,所以,“广受指责”。夏景春介绍说,在最初以竞价斗富的方式而彰显的歌舞厅出现两年多时间后,KTV与陪歌模式的歌厅出现。最盛时,“太原曾有3522家这样的歌厅”,夏解释说,“这是后来形成歌城的基础条件”。“我们大约有30个左右这样的歌城,叫歌城的一般里面有50家左右不同的歌厅。”早期KTV的价格方式??每小时20~40元??延续到歌城,只不过现在的价格平均为每小时50元。“价格是我们的优势,所以消费者不少。”夏说。

作为一个符号,太原歌城背后的煤炭财富,至少早期是流通环节——倒煤。“悍马”,还有北京豪宅的山西购房者,这些符号背后的煤炭财富,“基本上集中在煤矿,属于生产领域”。有关人士仍以张新民家族为例:“如果那轮在流通领域积累煤炭财富者,没有像张新民一样进入生产领域,新一轮的煤炭行情,可能他们无可分利。而这轮行情,才真正产生了煤炭富豪。”这一群体的出现,虽然,“悍马”与豪宅的种种传言,在我们采访的煤炭富豪那里,很轻易被他们解释成“极少数”,但他们在消费上的强势姿态,并不仅仅是简单传

说。1998年开发的韶曦别墅(200多平方米,总价不到40万元),当时根本卖不出去,成为太原有名的烂尾楼。2004年重新包装后,立即销售一空。他们的二期,现在也开始销售,起价为每平方米10500元。太原兆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瑛介绍说,他们公司做的别墅项目,80套大面积的别墅,一年不到全部售出,“其中60套卖给了外地人,做煤矿、焦炭与运输的。大多数一次性付款”。

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上任后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曾总结说:“去年(2004年)全国煤炭是19.5亿吨,大约20亿吨吧,其中国有重点占54%,地方国有大概15%,加起来70%左右。”剩下的30%,“是民营煤矿完成”——他们中间能够产生“真正的煤炭富豪”。从山西煤炭的历史看,产生煤炭富豪的过程,大约经过20多年时间。

这一财富故事的起点,宏观的背景,邓小平1987年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曾总结中国的改革,“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其《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里,引用邓小平的这段话,界定说,“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为创新性勤奋工作的企业家创业和企业扩张提供了机会”。对应于这种宏观层面的变化,80年代初期,中央对山西与煤炭能源发展的基本策略是:“有水快流”——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张莲莲研究那段时期的资料发现,“1981~1985年山西乡镇企业年增长39.7%,村与村以下企业高于全国平均2至3个百分点”。

复杂的格局在于,夏冰向记者解释说,“煤炭工业是介于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一种产业,与土地的关系无比紧密,而土地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1987年,当煤炭产能超过运能之后,“乡镇煤矿一直在压缩当中”。除去硬性的压缩限产之外,黄亚生观察中国整体经济改革,提供的分析框架,“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在煤炭领域的基本表现,由于运力紧张,研究者描述的是,“在煤炭开发上采取鼓励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方针,另一方面,在运输上却实行了先国统(国家统配煤矿)、后军矿,然后才考虑地方的歧视性政策。使不同隶属关系的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加剧了地方煤炭的积压”。

回到中国改革的整体性结构里,从专业的角度观察,经济学家周其仁解释经济基本假设,“人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追求他的私人利益”——我们面临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周以其长期的调查给出的约束条件,“第一重约束来自国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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